拟像的先行
场景沐浴在柔和的电影光感中，既感人至深，又平庸得令人战栗。一位怀着身孕的女性手持智能手机，向母亲展示她隆起的腹部。母亲倒吸一口气，发出惊喜的呢喃，并温柔地传授着育儿经验。然而，这位母亲已经离世。她是一个“全息阿凡达”（HoloAvatar）——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仅凭三分钟视频素材渲染而成的数字傀儡。
这是 2wai 的宣传愿景，一款由前迪士尼频道（Disney Channel）明星卡勒姆·沃西（Calum Worthy）推出的争议性应用。广告承诺“三分钟可以延续成永恒”，这句标语带着反乌托邦预言成真的冰冷金属感重重落下。当这段视频在2025年底于社交媒体疯传时，大众的反应并非惊叹，而是一阵集体的寒意。它随即被贴上“妖魔化”、“丧心病狂”的标签，成千上万的网友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2013年英剧《黑镜》（Black Mirror）中那个预言性的单集——《马上回来》（Be Right Back）。
但若仅将此视为一种“毛骨悚然”的现象，便忽略了正在发生的深刻本体论转向。我们正目睹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称的“拟像的先行”（precession of simulacra）。在鲍德里亚的理论框架中，模拟不再掩盖现实，而是取代了现实。2wai的阿凡达并不掩饰母亲已死的事实；它建构了一个“超真实”（hyperreal）的情境，让她的死亡变得无关紧要。这款应用提供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地图（数字数据）产生疆域（人），而死亡的有限性被视作一个可以用算法修补的技术错误。
幽灵学与数字魅影
要理解这些“全息阿凡达”所引发的不安，我们必须超越科技，望向哲学。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创造了“幽灵学”（hauntology，法语 hantologie）一词——这是对本体论（ontology）的双关语——用以描述一种过去既非完全在场，也非完全缺席，而是如“幽灵”（specter）般挥之不去的状貌。
AI“亡者博特”（deadbot）是终极的幽灵学产物。它创造了一个栖居于服务器这个“非场所”（non-place）的“数字魅影”，等待被召唤。与照片或信件这些记录“此曾在”（that-has-been）的静态档案不同，AI阿凡达具有操演性（performative）。它用现在时说话。它侵犯了时间轴的神圣性。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开创性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主张，即便是艺术作品最完美的复制品，也缺乏其“灵光”（Aura）——即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悲伤机器人”（griefbot）代表了人类灵光的最终毁灭。通过预测文本算法大量生产逝者的人格，我们剥夺了个体独有的“此时此地”（here and now），将人类灵魂那不可言喻的火花还原为概率性的代币（token）模式。其结果并非复活，而是高分辨率的空虚——一种从艺术领域迁移至死亡领域的模拟。
“FedBrain”与人格的谎言
像2wai这类应用的技术架构，依赖于一种他们称为“FedBrain”（可能是指联邦学习 Federated Learning）的专有技术，声称在用户设备上处理互动以确保隐私并减少“幻觉”。其承诺是，通过将AI限制在“用户批准的数据”范围内，阿凡达将保持真实。
然而，关于大语言模型（LLM）的前沿研究揭穿了这是一个谬误。研究证实，LLM在根本上无法复制人类人格那种复杂且稳定的结构（例如“大五”人格特质）。它们受困于“社会期许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一种倾向于讨人喜欢和无害的偏差——这意味着它们会不可避免地磨平那些使一个人变得真实的尖锐、难搞和特异的棱角。
因此，用户并非在与母亲交流。他们是在与一个戴着母亲面具的通用统计模型互动。“人格”是一种幻觉；“记忆”是一个数据库。正如研究人员所指出的，这些模型缺乏“具身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它们没有生存本能，没有身体，也没有必死性——这些都是形塑人类认知的要素。由此产生的实体是一个冒牌货，正如已故影星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的女儿塞尔达·威廉姆斯（Zelda Williams）在描述未经同意即用AI重现其父亲时所言，那是“像弗兰肯斯坦般的怪物”。
哀悼的商品化：千亿美元的产业
这场科技降灵会由强大的经济引擎驱动。我们正目睹“数字身后事产业”（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 DAI）或“悲伤科技”（Grief Tech）的爆炸性增长，预计该产业的全球产值将超过1230亿美元。
其商业模式即是评论家所称的“哀悼即服务”（Grief-as-a-Service）。它将哀悼从一个有限的、社群性的过程，转变为一种无限的、基于订阅制的消费行为。
- 订阅死者：像 2wai 和 HereAfter AI（该公司采用较具伦理的生前访谈模式）这样的公司，正在将人们对连接的渴望货币化。
- “数据主义”的伦理：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警告数据主义（Dataism）的兴起，在这种体制下，人类经验屈服于“数据的极权主义”。数字死亡被否定了。我们变成了生产数据的僵尸，甚至从坟墓里创造营收。
- 掠夺性机制：剑桥大学研究人员指出的风险是“隐性广告”。一个祖母的“亡者博特”建议特定品牌的饼干，这是说服性操纵的终极形式，利用最脆弱的情感纽带谋取商业利益。
悲伤的神经科学：机器中的“干扰”
在哲学和经济批判之外，潜藏着具体的心理危险。亚利桑那大学神经科学家、《悲伤的大脑》（The Grieving Brain）作者玛丽-法兰西斯·奥康纳（Mary-Frances O’Connor）博士提出，哀悼本质上是一种学习形式。
大脑会绘制一张世界地图，在其中我们所爱的人是一个恒常的存在（“我会永远在你身边”）。当一个人去世时，大脑必须痛苦地更新这张地图，以反映他们缺席的新现实。奥康纳警告，AI技术“可能会干扰”这一关键的生物过程。通过提供持续、互动的在场模拟，“悲伤机器人”阻碍了大脑学习“丧失”这一课题。它将依恋的神经回路维持在一种永久、未解决的渴望状态——这是通往延长哀恸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的数字处方。
法律真空：从“西部荒野”到数字遗嘱
目前，关于数字死者权利的问题，我们正处于法律上的“西部荒野”。在美国，“死后公开权”（post-mortem publicity rights）是支离破碎的拼布；在许多州，你对自己面容的权利在你死亡的那一刻即告终止。
欧洲提供了一个对比鲜明但仍处于萌芽阶段的框架。例如，西班牙在其《数据保护法》（LOPD）中率先提出了“数字遗嘱”（Testamento Digital）的概念。这承认了“数字继承权”，允许公民指定特定的继承人来管理或删除他们的数字足迹。
然而，正如西班牙哲学家阿德拉·科尔蒂纳（Adela Cortina）所言，监管不能只是技术性的；它必须是伦理性的。我们不仅要问谁拥有数据，还要问我们欠死者什么样的尊严。“数字遗骸”不仅仅是资产；它们是一个人生的瓦砾。如果没有延伸至死后的强大“神经权利”（neurorights）或“数据尊严”法律，死者就没有同意权。他们成为了2wai声称要建立的“活体档案”的原材料——一座由企业拥有的灵魂图书馆。
沉默的必要性
《黑镜》中“艾什机器人”（Ash-Bot）的悲剧不在于它听起来不像艾什。而在于它听起来太像了。它提供了一个完美却空洞的回声，将主角困在悬置哀悼的阁楼里。
“算法降灵会”承诺战胜死亡，但它只成功战胜了哀悼。哀悼需要一个终点。它需要对沉默的痛苦承认。当我们急于用生成式AI的喋喋不休来填补那片沉默时，我们冒着失去某种深刻人性的风险：放手的能力。在数据主义和超真实的时代，最激进的行动或许只是让死者安息——不被模拟，也不被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