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末，一个幽灵开始在佛罗里达州中部阳光炙烤的高速公路上出没。最初的迹象是一辆被遗弃的汽车。几天后，在数英里外的林区，一具尸体被偶然发现。受害者是51岁的电器店老板理查德·马洛里，身中数枪。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这个幽灵一次又一次地作案。中年白人男性的尸体以令人不寒而栗的规律性，出现在州际公路旁的灌木丛和偏僻的伐木小径上。
作案手法清晰得令人恐惧。所有受害者都是男性司机，他们的口袋被洗劫一空，汽车被盗。每个人都是被小口径手枪杀害的。随着受害者人数的增加——大卫·斯皮尔斯、查尔斯·卡斯卡顿、特洛伊·布雷斯等等——多个县的执法部门意识到，他们正在追捕的是同一个凶手。案件让调查人员困惑不解，但最令人震惊的理论却是由媒体提出的：凶手可能是一名女性。
这个想法彻底颠覆了犯罪学的传统观念。连环杀人是男性的领域，是社会赋予了男性标签的掠夺性暴力的残忍表现。一名女性高速公路杀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故事如此离经叛道，以至于立刻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媒体嗅到了这个故事的巨大吸引力，给这个身份不明的袭击者起了既诱人又可怕的绰号：“死亡少女”。甚至在她还没有名字之前，这个杀手就被描绘成不仅仅是一个杀人犯，更是一个自然的畸变，一个像男人一样杀人的女人。这种性别视角将定义整个事件，将一系列肮脏的路边谋杀案，转变为一场关于女性暴力本质的全国性公投。公众不仅对罪行感到恐惧，更对凶手的性别感到恐惧。他们追捕的怪物不仅仅是一个杀手，更是一个从根本上打破了规则的女人。
在痛苦中铸就：杀手的诞生
这位日后被称为“死亡少女”的女人，于1956年2月29日出生在密歇根州罗切斯特，名为艾琳·卡罗尔·皮特曼。她是一个在闰年出生的孩子，降临在一个毫无稳定可言的世界。她的生命始于父母破碎人生的废墟之上。她的母亲黛安·乌尔诺斯嫁给艾琳的父亲利奥·皮特曼时年仅14岁。这段婚姻在艾琳出生前就已解体。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一个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并有猥亵儿童前科的人，因绑架并强奸一名七岁女孩而入狱。1969年，他在狱中上吊自杀。
1960年1月，当艾琳快四岁时，她十几岁的母亲抛弃了她和她的哥哥基思。孩子们被留给了外祖父母劳里和布里塔·乌尔诺斯，并于1960年3月18日被他们合法收养。他们的身世真相被当作秘密保守着，这个根本性的谎言在艾琳大约10岁时，当她终于得知自己称之为父母的人其实是祖父母时，彻底击碎了她的自我认同。
乌尔诺斯家并非避风港，而是一个充满虐待的熔炉。劳里和布里塔都是酒鬼。劳里是一个严厉的管教者，他对艾琳进行了无休止的身体、情感，以及据她自己所说，还有性虐待。她声称，他会在打她之前强迫她脱光衣服。在这个有毒的环境中，界限完全消失了；艾琳还与她的哥哥基思发生了性关系。到11岁时，她已经学会了性是一种交易货币，在学校用性服务换取香烟、毒品和食物。这种早期的交易性亲密关系观，成了一种核心的生存机制，是在一个她的身体早已成为战场的家庭中学到的。
14岁时，她的生活进一步陷入混乱。在被祖父的一个朋友强奸后，她怀孕了。劳里把她送到底特律的一个未婚妈妈之家。1971年3月，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一出生就被送去收养。创伤因失去而加剧；几个月后，她的外祖母布里塔因肝功能衰竭去世。外祖母去世后，外祖父的残忍变得无法忍受。15岁时，他把她赶出了家门。艾琳·乌尔诺斯，一个在稳定生活的所有支柱——亲情、人身安全、性自主权和住所——被系统性摧毁后塑造出来的少女，如今无家可归，住在那个她从未感到安全的房子附近的树林里。怪物并非天生，而是被精心而残忍地制造出来的。
流浪者、强盗、新娘：混乱的十年
被赶出家门、孑然一身的艾琳·乌尔诺斯，成了美国大地上的一个幽灵。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她四处漂泊，靠搭便车穿越全国，靠卖淫为生。她使用了一系列化名——桑德拉·克雷奇、苏珊·布拉霍维奇、洛里·格罗迪——每个名字都是破碎身份的面具。她的生活是卡车停靠站、廉价汽车旅馆和与嫖客暴力冲突的模糊记忆，据她声称，这些嫖客常常殴打和强奸她。
1976年，一个离奇的篇章让她短暂地瞥见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在佛罗里达搭便车时，20岁的乌尔诺斯遇到了69岁的游艇俱乐部主席刘易斯·格拉茨·费尔。他们于1976年5月结婚，婚礼甚至登上了当地的社交版面。但这段婚姻是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的碰撞。乌尔诺斯爆炸性的脾气和创伤史，与费尔沉稳富裕的生活格格不入。婚姻在几周内就因暴力指控而破裂；费尔声称她用他自己的手杖打他，并在1976年7月婚姻被宣告无效前迅速获得了限制令。
失败的婚姻预示着她犯罪行为的稳步升级。她的犯罪记录不断增加，反映出一种日益绝望和暴力的生活。1974年，18岁的她在科罗拉多州因酒后驾车、扰乱治安以及从行驶的车辆中开枪而被捕。两年后，回到密歇根州，她因用台球砸向酒保头部而被判入狱。她的犯罪记录扩展到伪造、偷车和拒捕。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1981年5月，当时她在佛罗里达州埃奇沃特因持械抢劫一家便利店而被捕。她只抢了35美元和两包香烟，但这起罪行是一次重大的升级。她第一次为了金钱而使用了致命武力的威胁。她被判入狱，并于1982年5月至1983年6月服刑一年多。这次定罪是她后来罪行的明确前兆，包含了她最终作案手法的两个核心要素：抢劫和使用武器。她的生活并非一个突然崩溃的受害者，而是一个犯罪手段日益暴力的职业罪犯。
危险的爱情：与泰莉亚·摩尔的岁月
1986年6月，在代托纳比奇一家名为“十二宫”的同性恋酒吧里，艾琳·乌尔诺斯找到了她一生中唯一缺少的东西：爱情。自称“李”的30岁流浪者遇到了24岁的汽车旅馆女服务员泰莉亚·摩尔。她们开始了一段激烈而全身心投入的关系，持续了四年半。对乌尔诺斯来说，摩尔成了她宇宙的中心，是她感觉到的第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她后来在审判中说：“那是一种超乎想象的爱。”
她们一起生活，辗转于廉价的汽车旅馆和公寓之间。摩尔做着客房服务的工作，而乌尔诺斯则靠在高速公路上卖淫的收入来养活她们俩。然而，这段关系充满了定义乌尔诺斯性格的同样的不稳定性。她占有欲极强，讨厌摩尔去工作或与他人交往。乌尔诺斯第一次拥有了她渴望的家庭的模样，并以一种绝望的狂热紧紧抓住它。
这段关系成了稳定剂，却也矛盾地促成了谋杀的混乱。为摩尔提供生活、维持她们共同生活的需要，加剧了乌尔诺斯的经济困境。抢劫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的生存，更成了维持她生命中最重要情感联系的方式。在她自己的脑海里，她即将犯下的罪行与她对泰莉亚·摩尔的爱密不可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尔诺斯开始带着受害者的汽车和财物从“约会”中回来并拿去典当，摩尔开始起了疑心。她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摩尔不仅仅是一个爱人，她还是一个目击者。这段危险的爱情，乌尔诺斯成年生活中唯一的情感支柱，即将成为导致她垮台的导火索。
血腥之年：接二连三
杀戮狂潮始于1989年的最后一个月，并持续了整整一年。艾琳·乌尔诺斯伪装成搭便车的妓女，将七名男子诱入死亡陷阱，在佛罗里达州北部和中部的偏僻林间小道上留下了一串尸体。虽然抢劫是持续的动机，但每次遭遇的暴力程度各不相同，暗示着一系列复杂而不稳定的事件。
第一个死去的是理查德·马洛里，一位来自克利尔沃特的51岁电器店老板。他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1989年11月30日。两周后，即12月13日，他的尸体被发现，胸部中了好几枪。乌尔诺斯后来声称他曾残忍地强奸了她，这一说法成为她法律辩护的核心。
谋杀案在1990年春天再次发生。6月1日，43岁的建筑工人大卫·斯皮尔斯的裸体尸体在柑橘县被发现。他躯干中弹六次。仅仅几天后，6月6日，40岁的兼职牛仔竞技表演者查尔斯·卡斯卡顿的遗骸在帕斯科县被发现。他胸部和腹部中弹九次，这种暴力程度暗示着一次疯狂、充满愤怒的袭击。
同月，65岁的退休商船海员兼传教士彼得·西姆斯在从佛罗里达开车前往阿肯色州时失踪。他的车于7月4日被发现遗弃，但他的尸体从未找到。他成了乌尔诺斯受害者中的一个幽灵。
8月4日，50岁的香肠推销员特洛伊·布雷斯的尸体在马里昂县被发现。他中了两枪。次月，9月12日，当局发现了56岁的前警察局长兼虐待儿童调查员查尔斯·“迪克”·汉弗莱斯的尸体。他被发现时衣着完整，头部和躯干中弹数次。
最后的受害者是62岁的卡车司机兼预备役警官沃尔特·安东尼奥。他部分裸露的尸体于1990年11月19日在迪克西县一个偏远地区被发现。他背部和头部中弹四次。随着他的死亡，血腥之年宣告结束。
法网恢恢：指纹与爱人的背叛
随着受害者人数的增加，一个由多个机构组成的专案组紧急行动起来，试图将线索联系起来。突破口并非来自某个天才的推断，而是来自凶手自己的疏忽。乌尔诺斯一直用各种化名典当从受害者那里偷来的物品——相机、工具、枪支。在理查德·马洛里一件物品的当票上留下的一个指纹，为调查人员提供了第一条确凿的线索。
第二个关键证据来自彼得·西姆斯的车，这位受害者的尸体从未被找到。1990年7月40日，乌尔诺斯和泰莉亚·摩尔在驾驶西姆斯的车时发生了一起轻微车祸。她们弃车而逃。目击者向警方描述了两名女性，从车内门把手上提取的掌纹后来与艾琳·乌尔诺斯相匹配，她的指纹因其大量的犯罪记录早已被录入州数据库。幽灵终于有了名字。
法网收紧。1991年1月9日，警方在佛罗里达州奥兰治港一个臭名昭著的飞车党酒吧“The Last Resort”逮捕了乌尔诺斯。逮捕是以一张未执行的逮捕令为借口进行的，为这充满暴力的一年画上了一个安静的句号。
乌尔诺斯被捕后，调查人员将注意力转向了他们知道是她弱点的人：泰莉亚·摩尔。他们追踪到她逃往了宾夕法尼亚州，因为她对乌尔诺斯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感到恐惧。警方给了摩尔一个她无法拒绝的提议：合作并帮助他们获得供词，她将获得豁免权。摩尔同意了。在一系列被录音的电话中，她恳求乌尔诺斯为了保护她而坦白。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心理战术。乌尔诺斯相信自己是在拯救她所爱的女人，于是在给摩尔的电话中承认了杀人。她的供词并非对警方的冷冰冰的法律陈述，而是对爱人绝望而情绪化的恳求，是 sealing her fate 的最后一次、被误导的爱的行动。
审判与定罪：州政府诉艾琳·乌尔诺斯案
艾琳·乌尔诺斯的死刑审判于1992年1月13日开始，从一开始就场面壮观。她首先因谋杀理查德·马洛里而受审，这是七起谋杀案中唯一一起在陪审团面前进行全面审理的案件。由州检察官约翰·坦纳领导的控方，其案件几乎完全建立在乌尔诺斯自己的录像供词之上，她在供词中承认了枪击和抢劫。
由公设辩护人特里西娅·詹金斯领导的辩方，其辩护理由基于一个爆炸性的主张：自卫。乌尔诺斯不顾律师的建议，亲自出庭作证，称马洛里远非无辜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残忍地殴打、扼喉和强奸她的虐待狂怪物。她在证人席上的表现是一场灾难。她情绪激动、愤怒、言语粗俗，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个受创伤的受害者，而是一个狂暴的杀手。在交叉盘问中，她变得焦躁不安，并二十五次援引第五修正案中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这实际上摧毁了她的可信度。
当法官拒绝让陪审团听取理查德·马洛里曾因暴力强奸罪服刑10年的证据时，辩方遭受了致命一击。这一关键信息本可以为乌尔诺斯的故事提供重要支持，但被裁定为不可采纳。没有了它，她的说法似乎成了一个绝望的谎言。陪审团商议了不到两个小时，便于1992年1月27日裁定她一级谋杀和抢劫罪名成立。当判决被宣读时，乌尔诺斯爆发了，对陪审团尖叫道：“我被强奸了！我希望你们也被强奸。美国的败类！”。
在量刑阶段，陪审团权衡了控方提出的五项加重情节——包括谋杀是在抢劫过程中实施的，并且是“令人发指、残暴或残酷的”——以及乌尔诺斯创伤性的童年和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减刑证据。他们一致建议判处死刑，并于1992年1月31日宣判。
马洛里案的审判创造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叙事。乌尔诺斯确信体制对她不公，于是选择了屈服。在一位新的、缺乏经验的律师的建议下，她于1992年3月31日对迪克·汉弗莱斯、特洛伊·布雷斯和大卫·斯皮尔斯的谋杀案提出“不抗辩”申请。她后来承认了查尔斯·卡斯卡顿和沃尔特·安东尼奥的谋杀罪。她因此获得了六项死刑判决。在她的辩护中，她的说法不断变化。她坚称马洛里强奸了她，但承认其他男人没有，或者“只是刚开始”。这是在一个她已无法控制的故事中，挽救自己一丝真相的最后而徒劳的尝试。
漫长的告别：死囚区与离奇的终幕
艾琳·乌尔诺斯在佛罗里达州的死囚区度过了十年，这段时期以离奇的人际关系和明显的精神衰退为标志。在她被定罪后不久，她被一位名叫阿琳·普拉尔的重生基督徒合法收养，普拉尔声称耶稣在梦中告诉她要帮助乌尔诺斯。这段关系最终恶化，乌尔诺斯开始相信普拉尔和她的律师只对宣传和金钱感兴趣。
通过信件和监狱访谈，世界得以一窥她日益恶化的精神世界。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她解雇了多名上诉律师，坚信他们是针对她的阴谋的一部分。她开始表达妄想，声称自己的思想被发射到她牢房的“声波压力”所控制，并且她正遭受监狱工作人员的折磨。
2001年，在一个令人震惊的最后转折中，乌尔诺斯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命令律师放弃所有剩余的上诉，并实际上自愿接受死刑。“我会再杀人，”她告诉法庭，“我全身都充满了仇恨。”她的决定引发了一场关于她精神状态是否健全的法律斗争。她是否清醒到可以选择死亡？经过三名州政府指定的精神病学家的评估，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宣布她精神健全，取消了最后的死刑缓期执行。
2002年10月9日上午，46岁的艾琳·乌尔诺斯被执行注射死刑。她的最后一幕是一场挑衅性的表演，确保了她不会被遗忘。据报道，她的遗言是一段奇怪的、充满科幻色彩的预言：“我只想说，我正与磐石一同航行，我会回来的。就像**《独立日》**里的耶稣一样，6月6日，就像电影里那样，带着巨大的母舰和一切。我会回来的。”这是在一个她毫无掌控权的生活中，对控制权的终极宣示。通过谱写自己离奇的结局，她从谴责她的体制中夺回了自己的叙事，并在真实犯罪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乌尔诺斯神话：一次文化解剖
艾琳·乌尔诺斯的遗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叙事战场。从她被捕的那一刻起，媒体就给她贴上了不准确但极具影响力的标签——“美国第一位女性连环杀手”。这种定位立刻使她与众不同，将她从一个普通罪犯转变为一个文化现象，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性别与暴力交集的全国性讨论。
她的故事成为电影制作人的沃土。第一个提供复杂描绘的是英国纪录片导演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他的两部电影，《艾琳·乌尔诺斯：一个连环杀手的叫卖》（Aileen Wuornos: The Selling of a Serial Killer, 1992）和《艾琳：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Aileen: Life and Death of a Serial Killer, 2003），将她描绘成一个因童年虐待而深受创伤的受害者，其案件被耸人听闻的媒体和有问题的法律团队所利用。布鲁姆菲尔德的作品使简单的“怪物”叙事变得复杂，暗示乌尔诺斯也是一个破碎体制的殉道者。
这种更具层次感的视角，通过2003年的故事片**《女魔头》（Monster）被推向了主流。女演员查理兹·塞隆以一次脱胎换骨、荣获奥斯卡奖的表演，完全融入了角色，捕捉到了乌尔诺斯的愤怒、脆弱和绝望。影片聚焦于她与泰莉亚·摩尔的悲剧爱情故事，并将第一次杀人描绘成一次自卫行为，这次行为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暴力漩涡。《女魔头》**为全球观众人性化了艾琳·乌尔诺斯，巩固了她身份中的“受害者”一面，并使她的故事成为一出现代悲剧。
最终，艾琳·乌尔诺斯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矛盾体。她既是杀害七名男子的残忍掠食者，也是遭受难以想象创伤的深受伤害的幸存者。她的故事之所以经久不衰，并非因为它提供了关于善恶的简单答案，而是因为它迫使我们直面关于暴力循环、司法失误以及社会失能如何将一个孩子塑造成一个怪物的棘手问题。她已成为一个文化案例研究，一个我们借以辩论死刑、精神疾病以及“怪物”本身定义的符号。她的故事不再仅仅属于她自己，它属于那个至今仍对它既着迷又恐惧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