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寻蝶记:大卫·克劳斯放弃喜剧,在荒野中成就2020年最动人的表演

Martha Lucas

每一部认真的文学改编作品都面临一个经典问题:内心世界。罗伯特·迈克尔·派尔的著作Where Bigfoot Walks生活在意识里多于事件中——那是孤独思维的记录,是一位无法停止观察的科学家在独处时构建的词汇体系。汤姆·普特南找到了一个结构性解决方案:将影片建立在派尔与妻子西亚之间的电话和书信往来上——派尔只身行走于华盛顿州偏远的吉福德平肖国家森林,西亚则在家中与癌症抗争。

大卫·克劳斯首先是一位语言的喜剧演员。他特有的智慧历来寄居在人们所说的话与他们真正意思之间的空隙里。普特南在《寻蝶记》中精准地运用了这种智慧。克劳斯的派尔是一个用科学词汇处理悲痛的男人:他为所见之物命名,为所发现之物分类,因为命名是他唯一可用的掌控方式。当名称不再足够——当家中发生的一切超越了分类学的边界——克劳斯以一个知道自己无需解释一切的演员的克制来演绎随之而来的沉默。这不是人们期待从他那里看到的表演。但回头看,这正是这部影片所需要的。

扮演西亚的黛布拉·梅辛在那些通话的另一端发挥着作用:精准,有时近乎临床,一个清楚知道丈夫需要听到什么、不需要听到什么的女人。她的表演属于那种容易被低估的类型——因为它从不自我宣告:倾听而非言说的困难,在远处用声音维系某人的那种存在。

派尔的书真正地分裂于细致的生态记录与关于大脚怪的半认真调查之间,剧本尊重了这种二元性。派尔愿意保持一个他的科学训练通常会关闭的假设,这提供了影片中最有趣的人物心理时刻:一个从本质上无法停止寻找他无法证明之事的男人——而这恰恰也是他对西亚的处境。

《寻蝶记》不轻易归入某种类型或得出判定。这是一部围绕大卫·克劳斯在压力下如何使用语言、黛布拉·梅辛如何倾听而组织起来的电影。对于像读散文一样看电影的观众,它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乐趣:看一个剧本如何认真地、不走捷径地解决一个形式问题。

导演

Tom Putnam

Tom Pu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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